日本学者:明治维新以来 日本从“亚洲的唯一”回归“亚洲的一员”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仍保留皇室的国家之一,日本在12月23日迎来了平成时代最后一个“天皇诞生日”。现年85岁的明仁天皇将于2019年4月30日正式退位,使用了30年的平成年号亦将随之成为历史。自1868年10月23日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将年号从“庆应”改为“明治”以来,日本先后使用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年号。这些年号皆取自中国古代典籍,无不饱含着国泰民安、人寿年丰的吉祥寓意和美好祈愿。然而,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却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历史浮沉。在明治维新150周年的今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当下,日本政界如何回顾该国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日本学界如何反思这150年来的兴衰成败,对于未来的日本、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学者:明治维新以来


官方表态回避侵略历史

10月23日,日本政府在位于东京的宪政纪念馆举行了“1868年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仪式”,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担任仪式典礼委员长。

安倍晋三在致辞中表示,纪念仪式旨在回顾明治以来的先辈伟业并继往开来。他列举了日本在明治时代所取得的历史进步,同时强调,“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必须以此为荣,以强有力的步伐前进”。他提到,明治维新时,殖民统治也波及到亚洲,日本当时正面临危机。他称:“必须捍卫独立,当时的人们果敢地采取了行动。”

然而,安倍晋三在致辞中并未提及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在呼吁年轻一代“了解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大事,从正反等各个侧面汲取经验”的同时,他也并未对反面部分进行任何具体说明。

 阶段划分折射历史观

如何在明治维新以来的150年中划分出各具时代特征的历史阶段,日本学界提出了“两段论”“三段论”“四段论”等不同学说。“两段论”是以1945年日本战败为分割点,将150年的历史划分为77年的侵略扩张史和73年的和平发展史。“三段论”是以每50年为一个历史阶段。其中,第一个划分点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完全与英法美等列强平起平坐的1918年,而第二个划分点正好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超越当时的联邦德国、跃居西方世界第二的1968年。“四段论”则是根据年号来进行划分。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五百旗头薰认为,划分历史阶段,并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体现出人们基本的历史观。例如,“两段论”容易导致学者在研究中出现割裂历史的倾向,即简单地将日本的近现代史理解为黑暗混乱、不堪回首的战前史和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战后史,如此则会忽略战前史与战后史的连续性。这不仅不利于研究者构建整体性的历史观,而且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从未经历过战前和战争的人们而言,如果一味地认为战后的日本已经与战前的日本彻底斩断了关系,也不利于他们全面地认识历史和正确地反省历史。

从非常态回归常态

日本上智大学综合全球学部教授宫城大藏认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脱亚入欧”并在亚洲占据了优势地位,造就了日本人的国民心态和国家认同。

然而,近30年来,随着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让日本既不再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也不再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对此,宫城大藏分析称,从超拔于亚洲并具有绝对优势,到回归亚洲并只能维持相对的强大,日本的舆论未能及时调整心态,而是一直抱持着“日本没落”的悲观情绪和复杂感情。近年来,当日本与周边邻国在历史认识、领土纷争等问题上出现矛盾时,这种悲观情绪和复杂感情往往成为点燃民族主义情绪的导火索,进而导致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因此,宫城大藏提出,只有认识到明治维新以来150年的历史,就是日本从“亚洲的唯一”回归“亚洲的一员”的历史,才能看清特朗普政权所奉行的“美国第一”理念的实质以及影响,才能明白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问题从来就与美国等第三国无关,才能在当前的国际乱局中,处理好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并发展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以生命科学的视角看待国家历史

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政治外交检证研究会成员村井哲也认为,如果将国家看作人体,那么全体国民构成了国家的身体,而有投票权的国民之意志则决定了国家大脑的思维活动。1890年,随着“明治宪法”的实施,日本召开第一届国会。彼时,日本总人口为3990万人,但只有约占总人口1.1%的45万人拥有投票权。这显然是个身躯庞大,但是思维能力不足的“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先天不足,日本始终未能形成能够做出合理决定的“思维”和“人格”,以至于最终做出了发动战争这样令人绝望的“自杀行为”。

直到1947年,日本根据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举行了第一次总选举,此时日本总人口为7810万人,其中拥有投票权的人数达到4091万,占比为52.4%。由此,日本的“身体成长”和“大脑发育”终于达到了较为理想的平衡状态。

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患上了世界罕见的“高龄少子化病”,并且病情不断恶化。这使得日本的“身躯”开始萎缩,其“大脑”更是老态尽显。反应迟钝、思维僵化的“高龄者政治”也改变了日本的“人格”,蓬勃朝气被沉沉暮气所取代。

面对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村井哲也认为,日本应该从明治维新150年来的历史中寻找答案。在此前的历史进程中,日本正是通过不断普及投票权,来让更多的“新鲜血液”进入“大脑”。2017年,日本举行了将拥有投票权的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之后的首次总选举。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下一步,如何让已经拥有了投票权的年轻人更加关心政治,更多地参与到日本的“大脑思维活动”之中,将成为日本“续命”并重塑“人格”的关键。

追问“因何纪念”与“如何纪念”

围绕明治维新150周年而举行的纪念仪式和活动,到底应该纪念什么,又该怎么纪念,针对这些问题,日本驹泽大学法学部教授村井良太对比回顾了19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时的情况。

当年负责主持官方纪念活动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曾在一次面对青年人的演讲中回忆说,“我的家在战争中被烧毁,妻子拖着一辆双轮小推车四处逃难。对战争没有过切肤之痛的年轻人,你们真的很幸福!”“我认为,无论是对于人生而言,还是对于政治而言,基于和过去的对话,来认定通向未来的道路,都是正确的思维方法。”

村井良太认为,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虽然距离明治维新100周年纪念仪式又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当今的日本仍需要继承当年的优良传统,立足于痛切的悔悟和反省,来看待日本走向近代化和国际化的历程。必须认识到,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反省和追问的传统,日本才得以在战后重获新生。

应摒弃对华“零和思维”

明治维新150年来,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影响日本国运的重要因素。宫城大藏认为,看清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不是日本的威胁,这是历史留给日本的最重要的课题。

不可否认,即便是在美国退出之后,由日本主导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中国竞争国际贸易主导权的意味。但是,如果将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排除在外,TPP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日本有必要时刻提醒自己,单纯地将TPP视为以经济统合的方式来对抗中国的工具,未必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再如,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之时,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曾毫不掩饰对抗心态地表示,“亚洲开发银行(ADB)要在亚洲的基础设施开发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实际上,ADB与AIIB完全能够在融资等方面互相协调,而且无论是哪一方所建设的产业基础设施,都能够为所有人共享。如果日本偏执地认为“中国干什么都是威胁”,不仅无益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也难以在第三国获得共鸣。

综上可见,在日本整体呈现出“向右转”趋势的大背景下,当日本政府刻意回避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罪行和战争惨痛教训之时,日本学界的部分学者依然能够秉持理性的学术态度,固守基本的学术良心,发出有力的学术声音。他们固然各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对于正再次徘徊在正途与歧路之岔路口的日本而言,任何能够真正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观点和看法都显得尤为珍贵。

原标题:和平发展才是唯一正途 日本学界回顾明治维新150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谢宗睿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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